達人觀點
Oct 15 , 2013
12:00

我庄的說書人 林生祥

文/南美瑜 圖/高政全、林生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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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細細妹與媽媽走進7-11,還不到櫃台高的小女孩問收銀員,「請問你們是我們的新政府嗎?」細細妹把爸爸的歌當成真實的生活看,因為爸爸的歌是這樣唱:「那Seven-Eleven有搞(客語:有本事)/連通政府欠帳這裡交/上山下海又包山包海/有Seven-Eleven真好/Seven-Eleven我等(我們)介新政府/Seven-Eleven我等介新故鄉」(〈Seven-Eleven〉)難道這是台灣孩子會看見的未來?音樂人林生祥屢屢唱出對土地、農村、我庄家鄉這等的憂慮迷惘。


林生祥最近因《我庄》專輯成為第四屆金音獎入圍5項的人氣王,並已獲得評審團獎。金音獎是以鼓勵台灣獨立音樂創作,設置搖滾、民謠、節奏藍調、電音、爵士及嘻哈等樂風專輯與單曲獎項,4年來已為音樂人與愛樂人更肯定重視的大事。

2007年他以《種樹》獲金曲獎6項入圍,卻在台上拒領以語言分類的兩個獎項,他當時表示音樂獎項應該以類型分、而不是語言,並將獎金捐給美濃自發性的種樹團隊、美濃社區報《月光山》、有機農業雜誌《青芽兒》與楊儒門。他成為金曲獎歷史上第一個拒領獎項的得獎人,引起社會、媒體的討論。此後,他便再也不曾報名金曲獎以客語分類的獎項。

無論在台上或是街頭,社會運動者往往給人激進、暴力的印象,可是林生祥的人與音樂卻像田邊水圳,看似寧靜,卻自有其調節自然與人之間關係的影響力,具有深藏的力道。或許是他身上的那把六弦月琴和舒緩的情調,親切地像鄰人好友,讓人忍不住就在屋簷下坐了下來,聽他緩緩地道出最近庄頭、街邊、城市裡發生的事,原來是這般所以然來。

祖父的摩托車

林生祥從小在美濃長大,三代同堂的家庭裡,由受日本教育的祖父母當家,爸媽負責種田養豬,叔叔們全都在城市裡謀生。祖父當過日軍的通譯,打過二次大戰的日法戰爭,直到晚年,祖父仍然保持與日本朋友書信往返,也曾去東京看富士山,搬回一台至今都還能使用的象印電鍋。祖父經營的是當時美濃鎮上唯一的雜貨店,賺到的餘錢總捨得給家裡買好東西,例如日本進口摩托車、黑膠唱盤、電話、電視,當然多半一定是日本製,因為那是老人家認定的品質保證。

可能因為很小的時候我就知道,在田地裡往上看天有多大、地有多大,人有多小。

媽媽曾秀梅從小就得清晨起床煮仙草,挑著扁擔到街上賣完後才能上學,這個會做生意又肯吃苦的鄰村女孩,因此被祖父相中、不惜重聘為長子討來當媳婦。嫁入林家的媽媽因為農事繁重,光是當拖車用的摩托車就騎壞了三台,全家大小在祖父嚴厲的軍事化管理下,戰戰兢兢地做事、讀書。每天早上,林生祥兄妹們得先清掃禾埕才能上學,每個角落都得乾乾淨淨,害得他們常常讓一起上學的路隊小朋友跟著遲到。在這樣的管教下,林生祥的功課一直保持前茅,放寒、暑假時,別的小孩在玩耍,林生祥卻得幫忙採收檸檬,累到想哭。

祖父父權與尊儒思想的管教,對他的影響甚巨,雖然讓他的童年難免有缺憾,卻也因物極必反的生命平衡,使他反省著自己的性格不能重蹈覆轍。他考上台南二中後,終於可以離家讀書,便像脫韁野馬似地玩吉他、打乒乓球,功課一落千丈。不過,這卻成了他以音樂為志,並在其後受到政治啟蒙的重要時機。

笑話冠軍媽媽

如果說祖父帶給他的是紀律與反權威的逆向思考,那麼媽媽的幽默感、說故事、唱山歌的本事,就是林生祥音樂中民謠說書式風格的啟蒙。走過飢餓年代、長媳等艱苦吞忍的前半生,曾秀梅退休後仍然習慣在田地裡勞動「玩耍」,還屢屢參加鎮上的笑話比賽榮獲兩屆冠軍,「我媽用客家話說黃色笑話是一絕,有時候我不在家,我的朋友來找她喝酒、聊天,好像是她朋友似的。」林生祥只要講起媽媽,臉上的線條總是上揚的。

曾秀梅沒有讀過太多書,可是對社會時事的關注卻不輸知識分子,當年她從白米炸彈案開始發生,便十分關切楊儒門的動向,她告訴兒子,楊儒門是勇敢的農家子弟,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幫農民說話、出氣。楊儒門入獄,她更是傷心了好久,直到他出獄後,也來到林家作客,自然也成為林媽媽的好朋友。而當苗栗縣政府讓怪手挖壞了就要收成的稻子,她對著電視痛罵:「這些人會受天公懲罰呀!」林生祥說媽媽的語言,就是農民的語言,農民的心聲啊。

林生祥母親曾秀梅和細細妹。

媽媽總是感念農村時代,鄰人間互相幫忙的善意與愛。曾秀梅小時候因為家境貧窮,父母多病,為了幫父親拿藥得走上兩小時的路到衛生所取藥。衛生所的護士阿姨因為知道她的情況,便會偷偷地多塞點藥品讓她帶回家。「雖然這是違法的事,可是在那個年代,就是因為這般善良的人情味支撐著整個社會。」長大後,林生祥遇見這位護士阿姨的兒子,仍然充滿感激地向他說到這場舊事,那份溫暖始終不曾消失。

補習班的啟蒙

林生祥大學重考的補習班生活,不輸高中時代的精彩,由《新地文學》雜誌創辦人郭楓所經營的補習班裡,老師們除了教課,更會用不同的角度與學生討論歷史、政治,這些反對國民黨權威與箝制的思想,和在老師們身上所見的知識分子的擔當,讓他大開眼界,豁然開朗,對台灣歷史、文化與社會有了全新角度的反省。

考上民歌搖籃之地:淡江大學後,他除了在吉他社的時間外,都用來大量閱讀台灣文學,黃春明、李喬、鍾肇政等鄉土文學、大河小說成了他加倍進補的營養品。「我只愛讀小說,不愛看理論,大概是因為我喜歡聽故事吧!」「我一直覺得能夠在各個不同領域中保持成長、表現傑出的人,背後多半都有著對藝術、文化的熱情作為精神的支撐。」儘管林生祥的音樂作品中,不乏清楚的社會批判性,但並不表示他是政治狂熱分子。音樂創作的世界是他的天與地。

1994年林生祥在淡水觀子坑舉辦第一場售票演唱會,他將整場700張票的收入全部捐給當時家鄉正在進行的「反美濃水庫運動」組織,那年,他因運動結識該組織的中堅分子:詩人鍾永豐,從此更成為彼此重要的音樂創作夥伴。有別於其他社會運動的發展,這場反對運動被逐漸發展成一場社區運動,召喚了各世代的美濃子弟返鄉,投入文史、社區再造、藝術造鎮、保育生態等行動。而鍾永豐與林生祥合作後的作品,也絕大多數圍繞以農村變遷的命題下,以音樂陳述時代的故事。

荷包蛋與小水草

每當出國巡迴演唱、離家時間拉長時,林生祥最想念的食物是媽媽的荷包蛋搵醬油,「我喜歡簡單的東西,不僅美食如此,買電器也是這樣,越是功能複雜我越不想用。我的音樂其實都很簡單,但是慢慢地我發現,越簡單的作品就需要靠越豐厚的生命修養去支撐。」談及多項入圍金音獎的新專輯《我庄》,除了他與鍾永豐一貫的合作模式,事先有了繼續以農村為主題的概念後,從詞曲完成,到彩排、錄音時間可說是破紀錄的順利快速,有種水到渠成的輕鬆自然,內容即興成分很濃。「我的工作是為這些『有修養』的樂手開展自己的空間,讓他們進入這個作品的生命,並用他們的生命去對應。台灣有很多音樂,樂手是沒有生命的,沒有展現對應的空間,製作人說了算。我不喜歡這樣,我不干涉樂手怎麼玩,我只要求他們抓住適合我的音階、方向。」

《我庄》到底要說的是什麼呢?除了鍾永豐以客家庄裡的「仙人」隱喻世道百態外,林生祥說答案是「無所謂」,他對創作、生活與世界的連結性,越來越傾向隨緣與自在的態度,但不是消極的,只是告訴自己,努力認真地盡了本分,其餘就交給緣分吧。

三年多前,細細妹以7個月早產兒的狀態來到地球上,長達兩年的時間,林生祥夫婦為了照顧孩子不曾外宿一夜。當孩子出生同時接到的是病危通知單,生命的衝擊對林生祥而言又有了不同的體驗。「她叫林奇葦,是一枝奇妙的小水草,我們更盼望她能像野草一樣的強壯、成長。」這枝小水草現在已經可以在三合院、禾埕上,幫阿嬤晒蘿蔔,陪媽媽認識昆蟲、花草,和爸爸一起邊玩邊唱反核歌。

三年多前,細細妹以7個月早產兒的狀態來到地球上,長達兩年的時間,林生祥夫婦為了照顧孩子不曾外宿一夜。當孩子出生同時接到的是病危通知單,生命的衝擊對林生祥而言又有了不同的體驗。「她叫林奇葦,是一枝奇妙的小水草,我們更盼望她能像野草一樣的強壯、成長。」這枝小水草現在已經可以在三合院、禾埕上,幫阿嬤晒蘿蔔,陪媽媽認識昆蟲、花草,和爸爸一起邊玩邊唱反核歌。

近兩年,林生祥很努力地參加社會講座,談音樂創作。「因為我忽然明白,儘管孩子的童年可以由我們自己教育,可是長大後,唯一可以教育她的,是這個社會。」為了愛孩子的這份「私心」,林生祥甘願擔任這份有如社會責任的演講工作,「這個動機其實一點也不偉大,但卻是讓我最有動力與擔當參與社會的主因。其實,沒有什麼大道理,一個美好社會的可能性,不都是靠一代又一代的這份愛人子之心所養成的嗎?」 

 

採訪後記

因為作品帶有濃厚的社會意識,常有人問林生祥是否要從政?林生祥的回答總是堅決而快速的,「我毫無興趣。」聊到自己對於生活的懶散,和無法穿西裝上班的個性,我也挺贊成他別從政,好好保有這份懶散,實是養成一個好的藝術工作者不可或缺的態度,說穿了就是懂得放下與謙卑。雖然他的工作紀律和自我要求甚為嚴謹,從他對生活細節上的潔癖就可以窺知一二,不過我倒更享受與他對話的從容、愉悅,「可能因為很小的時候我就知道,在田地裡往上看天有多大、地有多大,人有多小。」當然,我已經默默記在筆記上的是最想要訪問的人:曾秀梅,林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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