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人觀點
Dec 11 ,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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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的青春魂魄 藍博洲

文/藍漢傑 圖/何經泰
  • 1949的青春魂魄 藍博洲
  • 1949的青春魂魄 藍博洲

高一入學才兩個月,少年藍博洲就辦了休學,一個人從台中搭車返回苗栗。 他下了車,進到家門前先路經熟悉的市場。那是個中秋節的早晨, 市場格外活絡,他望著眼前準備過節的熱鬧景象,一股憂傷頓時襲來, 生平第一次感到從未有過的挫敗,而才正要開啟的青春歲月該何去何從?


小說除了人民和時間是假的,其他的都比歷史還真實。

「我從小好玩,發生再難過的事,睡個覺醒來玩一玩就沒事了,這是我的性格,」白千層樹下的藍博洲,面對著師大禮堂吸了一口菸,「可是那個中秋節的早晨,卻再也不是這樣了。」

哥哥看藍博洲的國中成績不錯,要他上台北考高中,他入住杭州飯店,可以望見對面的國民黨軍營。那時的他並不知道自己將來有一天會寫出《台北戀人》,小說中,1949年「四六事件」遭到逮捕的大學生,就是關在這個軍營裡;他也還不知道,這地方將會夷為平地,為三個月前過世的蔣介石興建紀念堂。他只是有點不知天高地厚地在飯店裡打橋牌,如今回首,「同一個場景經過時間變換,什麼事都不一樣了。」

遲早會出事的少年

在飯店打橋牌,睡眠不足而陰錯陽差誤了考試時間,高中放榜結果,他沒考上前三志願。父親不同意他去念板中,哥哥則鼓勵他報考高職。這一次,他考上第一志願台中高工建築製圖科,身為泥水師傅的父親很開心,想著兒子將來可以當建築師。「可是我不會畫圖,一個禮拜卻有好幾堂素描課,更挫折的是製圖課,丁字尺、鴨嘴筆弄得我毛毛躁躁搞不定作業,加上第一次離家寄宿外地,種種挫折的糾結,於是才念兩個月就辦了休學。」

看著兒子休學回來,同樣感到挫折的父親對他說:「你要念書我就做工給你念,你不念書就去做工吧!」藍博洲到建築工地扛鋼筋,吃不了苦,第三天便不肯再去。父親上工前看兒子還賴在床上,「你今天不去做工?」「太累了不想做。」父親當下賞他一個耳光,打完轉身就走,「他走了我也走了,從此我和我爸大概有七、八年不說話。」

無所事事的藍博洲,成天在街頭和彈子房裡混,感到自己隨時可能墮入社會的陰暗底層,「就像侯孝賢的電影中那些少年一樣,遲早會出事。」幸好出事之前,他意外發現了文學,「偶然看到了一本書,無名氏的《北極風情畫》,一個失戀的人拎了兩瓶酒到華山閉關,然後開始講起失戀的故事。看完這本小說,我就被啟蒙了。」啟蒙的並非是故事中的人生哲理,而是見識了什麼是小說。之後,他又讀了《徬徨少年時》、《鄉愁》,「作者赫曼赫塞也是升學體制的受挫者,他筆下的人物差不多是我當時的年紀,讀了特別有感覺,就這樣一本又一本地讀了下去。」

藍博洲重省自己人生路上初嘗的挫敗,質疑著:人為什麼而活?怎麼活才有意義?為了找到答案,他從此埋首圖書館,以文學解決人生問題,並決定終生志業致力於文學寫作。重考後,高中三年讀遍館藏各類文、史、哲書籍,還接觸到關照工人與農民議題的黨外雜誌《夏潮》,「身為工人兒子的我因此受到啟發,日後走上關懷社會弱勢、追求社會正義的道路,這本雜誌挖掘出曾被湮滅的日據時期歷史與文學,也啟發了我對台灣文學與歷史的關注。」

撒骨灰種空心菜

1979年的世局如此動盪,中美斷交,越南占領柬埔寨,義大利一千四百萬人罷工,伊朗人權危機。夏秋之交,藍博洲考上輔大法文系,台灣隨即發生美麗島事件,促動本土派興起。「念哪個科系不重要了,我都是自己讀書,大量閱讀存在主義、法國新小說以及台灣鄉土文學。」他並擔任文學社社長,有系統地邀請楊逵、陳映真等作家蒞校講演,更透過這兩位不同世代政治犯與其作品,初探長久的政治禁忌,進入迷霧重重的台灣近代史。

藍博洲因陳映真之故而任職《人間》雜誌,參與228專輯製作,進而接觸白色恐怖受害人郭琇琮的遺孀,「把我的屍身用火燒了,將骨灰撒在我所熱愛的這片土地上,也許可以對人們種空心菜有些幫助呢!」這是郭琇琮臨刑前遺書給妻子的一段話,如此之人格感動了藍博洲,「讓我真正看到了一個理想主義者,我之前參與多次黨外選舉,看到的那些人從來都不是理想主義者,而是政客。」

掀開白色恐怖痂瘡的《幌馬車之歌》出版,政壇和文壇為之譁然。「我看清楚了白色恐怖的真相,那是個背景、過程,一個歷史構造,而非省籍問題,絕對不是台獨口中的外省人迫害台灣人,而是統治階級對待被統治階級的歷史悲劇。白色恐怖時期的外省人更危險,因為他們是大陸來的,有通匪嫌疑,殺掉一個隻身來台的人,就像開車在路上撞死一條狗,不會引起社會負面效應,但殺掉一個本省人,就必須顧忌到那人背後還有個家族。」

裹在重重迷霧中的白色歷史,在藍博洲長期奔走採訪中逐漸清晰,無論報導文學、論述或是以小說來面對歷史,他都走在一條極為孤獨的路上,甚至為此窮困拮据,威脅到基本的家庭責任,而支撐他的是追求公平正義的理想主義。20多年來,多少白色恐怖的受害者或家屬與他接觸,把畢生噤口的傷痕在他面前攤開來,「白色恐怖的題材是早該結束了,就創作者來說,我是不應該一直寫同一個主題,可是我沒辦法,一想到他們的面容和淚水,就覺得有責任寫出來。」

他們應該被記憶

政治無情,抹滅了歷史上有理想的人,「他們應該被記憶,」藍博洲在今年出版的《台北戀人》,引領讀者隨著女主角的口述穿梭在當下與1949年的台北時空,跟著一群胸懷理想的大學生走上街頭,與他們一同高歌,遊走政治迫害的生死之間,為理想壓抑兒女私情,將炙熱青春化為生離死別的血淚。然而,往事並不如煙,青春的魂魄終會在晚年徘徊,女主角回到台灣追索青春戀人的音訊,是死是活都好,總要有個交代。

「歷史除了人名、時間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小說除了人名、時間是假的,卻比歷史還真實。」首次以女性第一人稱寫作的藍博洲說:「諾貝爾為什麼要給文學獎,不給歷史獎?所以啊,資訊時代再怎麼輝煌,文學不會被消滅,人類還是需要文學。」

沒有一場革命可以失去青春的參與,流亡作家米蘭昆德拉因此寫出《生活在他方》,書名借用法國詩人韓波詩句「真實的生活總是在他方」(La vraie vie est ailleurs),究竟那真實的他方是空間的,還是時間的?30萬字的《台北戀人》令人欲罷不能,歷史場景歷歷在目,1949那一年,為理想走上街頭的青春依然,民主走廊仍在,師大的禮堂依舊,然而,又是藍博洲的那句話,「同一個場景經過時間變換,什麼事都不一樣了。」

 

藍博洲

1960年生於苗栗西湖,客家人,畢業於台灣輔仁大學法文系,報導文學作家暨小說家。1985年以短篇小說《喪逝》獲時報文學獎,曾任職《南方》《人間》、自由時報、時報出版「台灣民眾史」叢書特約主編、TVBS《台灣思想起》節目製作人。主要著作《旅行者》《幌馬車之歌》《白色恐怖》《尋訪被湮滅的臺灣史與臺灣人》《共產青年李登輝——二進二出共產黨第一手證言》《麥浪歌詠隊》《藤纏樹》《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二二八野百合》《老紅帽》《台北戀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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