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人觀點
Mar 13 , 2015
09:58

電影的情人 黃建業

文/藍漢傑 圖/何經泰
  • 電影的情人 黃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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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春後,北藝大電影研究所第一堂「台灣電影」課在傍晚開講。山坡地溢出泥土溼潤的芬芳,市區燈火隔著關渡平原在遠方熠熠,走進配備了巨大螢幕的教室內,不必再用幻想的口吻說著「假如教室是個電影院」,這裡就是。授課老師黃建業是舉足輕重的影評人,曾任電影資料館館長,和陳國富策劃過第一屆金馬影展,但學生並非衝著這些光環而來,而是他帶領大家看電影的話語是那麼精確又好玩,且沉潛其中的人文關懷與情感是如此細膩動人,什麼樣的人可以這麼瞭解電影?莫非是一個把電影當情人的人?


影評創作者與其他藝術創作者一樣面對同樣的難題—
你必須把自己最個人的樂趣面對外界的不同價值要求。

香港周日早上10點半的電影場,播映適合闔家觀賞的迪士尼卡通片,「我爸媽會在周日來舅舅家接我去看電影,之後去飲茶,然後是逛街,這就是我們家的family day。」怎麼會住在舅舅家?「我也不清楚,聽說是因為我在舅舅家很快樂,就一直住下來了。」說完臉上掠過一抹微笑,這微笑使人想到猶太諺語:人們一思索,上帝就發笑。

不需思索什麼複雜情結或心理分析,反正住在舅舅家,周日和爸媽約會,學校成績優異,黃建業過了個快快樂樂的童年。至於看電影一事,當然喜歡,但也沒什麼特別感受,不過就是family day的生活內容。

第一束情書

30年代經濟大恐慌,女主角在黑暗的戲院裡,重複盯著光明的銀幕上所映出的影片《開羅紫玫瑰》,現實的不如意都被關在戲院之外,銀幕上的男主角甚至走下來和女主角談了一場真實和夢幻難分的戀愛。

中學時的黃建業課業不順遂,上課有聽沒懂,課本也讀不明白,便跟著一群做校刊的同學們看電影,讀著刊登在《中國學生周報》上的影評,「影評人都非常好,有陸離、羅卡、吳昊、林年同、羅維明,還有現在香港演藝學院的舒琪(葉健行),他們對我影響很大。」有位同學在專門進口歐洲藝術片的某片商裡當公關,趁此之便調片辦影展,這些藝術片和課本一樣,黃建業同樣是有看沒懂,「但有趣的是看不懂卻很有感覺,於是就去找書來讀,特別是到City Hall的圖書館去。」找到的電影評論相關書籍多為英文,黃建業大量閱讀,經常埋首在圖書館裡,也在這段期間喜歡上陳映真、黃春明、白先勇等台灣小說家的作品,為日後念中文系埋下因。

高二時,黃建業與同好共同創辦了「衛影會」,看電影、評電影,並鼓勵8釐米的電影拍攝,「衛影會是我和電影產生關係的開端。」課業不順遂,躲進電影裡,就像《開羅紫玫瑰》中的女主角那樣嗎?「很多人都是這樣的吧!其實電影有它很好玩、很迷人的東西,《影響》雜誌的林銳說了一句滿好的話:『很多人愛上電影都是因為在十幾歲的時候孤獨。』」

中學畢業後,黃建業報考大學,只填中文系,也參加台灣在香港舉辦的大專院校聯招,考上文化大學中文系,因而來到台灣。於是電影、小說看得更勤,如魚得水,並撰寫影評,累積了14萬餘字的影評集結成《轉動中的電影世界》一書,當時26歲的黃建業以〈第一卷情書〉為書作序,文中寫道,「翻閱這些篇章,就像重讀自己的第一卷情書那樣,其間種種不成熟的看法,固然使人忍俊不禁,但洋溢其中的誠意和熱忱,想必較之現在有過之而無不及⋯⋯或許這本集子正巧可以讓自己對過去那情感的年代揮手道別,也像是把一卷塵封已久的情書紮好,上題『寫給電影』四個大字。」這是謙遜之詞,以及自我成長的激勵,然而紮紮實實的14萬字影評確實練就的觀點與文字掌握能力,使他很快接手《影響》雜誌主編一職。

不再甜美如初的夢

70年代初期,在台灣長期受到壓抑的劇場開始有了生命力,《影響》雜誌編輯室位於耕莘文教中心,吳靜吉帶領一些年輕人所組成的戲劇社、亦即蘭陵劇坊的前身也在同一棟樓,「劇團的人,包括杜可風、黃承晃、金士傑等經常在那邊轉來轉去,成了好朋友。」純屬巧合地,擔任《影響》雜誌主編時的黃建業也考上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戲劇組,老師汪其楣要求學生導戲,推薦他改編康芸薇的小說《凡人》,他便找來金士傑、卓明參與演出,女主角是當時還在輔仁大學念書的馬汀尼,「她是陪朋友來應徵角色,穿得很嬌媚,被我們看上,就叫她順便audition。她好會念白,聲音好得不得了。」馬汀尼因為這齣戲展現表演天賦,從此與劇場的關係密不可分,「她本來不會走到戲劇這條路的,是被我害的,誰叫她穿戴那麼嬌媚?」

黃建業在《凡人》戲中將場景切割,玩了多種組合,「例如馬汀尼把圍裙一拆,一個轉身,就把圍裙包成嬰兒的被褥,說明她已經生了小孩。」第一次導戲就想到這些手法,很有劇場導演才華啊!面對恭維,黃建業笑著接招,「對,我也不否認。」

雖具有導演才華,黃建業卻從不主動創作,「有人要我做,我就做,一切順勢而為。」唯獨寫給電影的情書從不懈怠,一篇篇影評影響著新一代台灣電影的走向。「屬於電影的孤獨時刻能幫助我思考,這對創作或研究者而言都很重要。」當《光陰的故事》和《海灘的一天》揭開台灣新電影序幕時,黃建業受到了震撼,「這些電影跟以前完全切開,徹底一刀兩斷,風格迥然不同,創作的意圖很自然質樸,可是野心是在的,訴求十分清楚。」近期上映的紀錄片《光陰的故事─台灣新電影》中,黃建業於受訪時提到:「台灣新電影之前經歷鄉土文學論戰、民歌、小劇場、雲門舞集等,因此台灣新電影自然接收了這批觀眾。」

然而,新浪潮為台灣電影帶來的振奮並未持續太久,「甚至應該說一開始就有危機,尤其到了83、84年,有些電影開始不賣座的時候,受到很大的攻擊,例如《青梅竹馬》和《冬冬的假期》,這些電影受到攻擊並非在於藝術風格,而是因為不賣座。」

針對新電影口誅筆伐的論戰,1986年11月6日,諸多電影人在楊德昌的家中,由詹宏志起草,於隔年二月號的《藍星》雜誌發表了「民國七十六年台灣電影宣言」(又稱「另一種電影」宣言),文中指出三大懷疑:「我們對政策單位有懷疑」「我們對大眾傳播有懷疑」「我們對評論體系有懷疑」,這篇彷彿要為台灣電影注入新局的宣言,掀起的卻是四分五裂的局面,日後楊德昌感慨地指為「結束的開始」。

1990年,黃建業於《潮流與光影》文集的代序〈一個夢──不再甜美如初〉中,筆調帶著喟嘆,「多年來,在不同的地方講述電影史。有些時候,在歷史軌跡的尋求中,難免感到無限迷惘。一波接一波風起雲湧的電影潮流,一位接一位才華洋溢的電影創作者,到最後總免不了成為歷史的名詞。」黃建業重讀自己寫過的影評,「好些過往的文章,猶如離散已久的子女,感情猶在,卻在重省面目之間,驚覺彼此的陌生和疏遠。此時,才殘酷地認知到十多年簇擁的電影情感和夢,已然老去。」

愛恨交纏的情書

「衛影會」時期那位看電影、評電影、辦影展的香港少年還在嗎?只為單純的樂趣看電影的少年如今如何了?黃建業曾如此寫著,「電影之所以是一項如此真實的藝術,乃是因為它是如此真實的樂趣和感情,我們撰寫影評源自這份情感動力,遠多於任何的使命感。因為在寫作評論的某些時候,會彷彿感到筆尖下是一封愛恨交纏的情書。事實上,也不會刻意要求自己的文字,一定要偽裝『客觀公正』。而影評創作者與其他藝術創作者一樣面對同樣的難題——你必須把自己最個人的樂趣面對外界的不同價值要求。」

情書之外,黃建業與陳國富各自自費到國外影展選片、邀片,舉辦第一屆金馬影展,辦得轟轟烈烈,影響至今。上任電影資料圖書館館長後,當務之急是為珍貴的電影拷貝找到得以妥當存放的棲身之所,「我上任的第三天被帶去看片庫,一到現場,我快死了,片庫就在游泳池旁,沒有溫溼度控制,一批彩色電影正在褪色,看著上萬部作品,你覺得我的感受會怎樣?井迎瑞館長很大的功勞在於從全台各地搶救了許多台灣老電影,可是新聞局不給經費,讓他無法把拷貝存到安全的地方。」

黃建業為此奔走,邀來不同黨派的委員請願,「沒把握也要做,幸好通過了,文建會撥發經費,終於在樹林的工業區租了好幾層空間,做到溫溼度控制,才把整個片庫移過去。」此外,推動紀錄片雙年展、台北電影節則是黃建業在館長任內的「成就」,但他不視為成就,只是做該做的事,「我覺得自己很百無聊賴,有東西來就做,覺得好玩就試試看,我一直是這樣的。」真的覺得人生是無聊的嗎?「人生本來無聊啊,不無聊是因為你有創作力,價值是被創作的嘛。你說人生有什麼價值?本來就是沒價值的。」何時開始有這樣的想法?「中學啊,存在主義的那些人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那麼寫給電影的情書呢?也許埋伏在教育裡。精采的課堂上不乏笑聲,研究生必須在「台灣電影」的課堂上選片報告,黃建業以1949年至近年的20多部電影做成籤,由學生抽選。大部分的電影是學生不曾看過的,他言簡意賅地提點報告的準備方向,儼然是個豐饒的資料庫。這些學子是否能想像得到,那位在70年代初期來到台灣的香港青年,竟見證了也參與了台灣電影興衰,為台灣電影做了好多事?「我年輕時沒有特別的夢想,就順勢而為,奇怪的是,竟然也都有達到某些東西,真是好運。」

只是好運?難道要用好運來勉勵學生面對未來?這問題又是引來黃建業的一笑,「我就是會告訴他們:你們不見得有我好運。」不不不,這樣的回答難以說服。下課了,市區燈火仍在遠方熠熠,泥土溼潤的芬芳依然撲鼻,我們步行下山,一路繼續聊著電影,他的步履如此輕快,10年前的中風幾乎完全復原,彷彿又能像從前那樣跳踢踏舞,光陰如夢,而他曾引用一段卡羅爾的《愛麗絲夢遊仙境》卻在這時浮現──

「他(紅髮國王)現在正在做夢呢,」特威特爾迪說,「你以為他夢見什麼了?」

愛麗絲說:「誰也猜不著。」

「哎喲,他正夢見你呢!」特威特爾迪高興地大聲說,得意洋洋地拍著雙手,「那麼,如果他不夢見你,你猜猜你會在哪裡?」

「當然就在現在我在的地方。」愛麗絲說。

「不對!」特威特爾迪輕輕地反駁道:「你就什麼地方也不在啦,你只是他夢裡的一樣東西!」

「如果國王醒了,」特威特爾迪補充道,「你就一下子完了,就像蠟燭突然吹滅了一樣。」

「我不會的!」愛麗絲氣憤地叫道,「再說,如果我只是他夢裡的一樣東西,那麼,你是什麼呢?」

「和你一樣。」特威特爾迪說。

「和你一樣,和你一樣!」特威特爾迪嚷道。

他叫得如此之響,以致愛麗絲禁不住脫口而出:「輕一點!你這樣嚷嚷會吵醒他的。」「唷,什麼吵醒吵不醒,這全沒有用。」特威特爾迪說,「你只是他夢裡的一樣東西,你知道得非常清楚你不是真實的。」

「我是真實的!」愛麗絲說,她開始哭了。

「不見得哭就會使你更真實些,」特威特爾迪指出,「哭有什麼用。」

「如果我不是真實的,」愛麗絲說著——開始破涕而笑,因而整個模樣看上去顯得滑稽可笑——「我就不能哭了嗎?」

「我希望你不會以為這些是真實的眼淚。」特威特爾迪不屑一顧地打斷說。

 

黃建業

1954年生於香港。中學時與同學創立「衛影會」,中學畢業後來台就讀文化大學中文系、藝術研究所戲劇組,此一時期在台大量發表影評、參與講座。80年代初積極投入對台灣新浪潮電影的評論,引領台灣電影文化風潮。曾任《影響》雜誌主編、電影資料館館長、金馬國際影展策劃(與陳國富)、台北電影節總策劃、紀錄片雙年展副主席。推動計畫有《台灣日日新報》電影相關報導之微膠卷轉印保存、「台灣地區紀錄片片目資料庫、紀錄片歷史及紀錄片資深影人口述歷史」等。著有《轉動中的電影世界》《人文電影的追尋》《潮流與光影》《楊德昌電影研究》,參與編纂計畫有《電影辭典》(與徐立功、井迎瑞、王介安)、《世紀回顧——圖說華語電影》(與黃仁)、《跨世紀台灣電影實錄1898-2000》。舞台劇導演作品有《凡人》《尋找關漢卿的三個女人》《太太學堂》《歌未央》《營造大師》等。現任教台北藝術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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